黃浦區回收舊書黃浦區舊書回收黃浦區收購舊書（蔡先生：13381855390）中西校勘學比較研究的一人應該是胡適。1933年，他為陳垣《元典章校補釋例》撰序，認為中國校勘學不如西洋。他說：“西洋印刷術起于十五世紀，比中國晚了六七 ，所以，西洋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，有古本可供校勘，是一長。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，古譯本也可供校勘，是二長。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，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，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，所以，校勘之學比較普及，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，而不成為一二 的人的專門事業，這是三長。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后，寫本多被拋棄了；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，而無古書的古譯本；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，私家學者收藏有限，故工具不夠用，所以一千年來，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，不過三兩人而已。”19122后來，胡適又進一步指出：“中西校勘學的殊途同歸的研究方法，頗使我驚異。但是，我也得承認，西方校勘學所用的方法，實遠比中國同類的方法更 ，更科學化。135雖然這僅僅是談及，還算不上真正的比較研究，但卻為文獻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方向。到20世紀80年代末，西方目錄學理論與方法的引介一時成為熱點。2006年，余英時為劉笑敢的老子古今撰寫序言，認為西方“文本考證學”源遠流長，倡導比較研究。他說：“西方在校讎、考證各方面都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，文本處理的技術更是日新月異。二十世紀以來，中國學術界十分熱心于中西哲學、文學以至于史學的比較，但相形之下，‘文本考證學’的中西比較，則少有問津者。事實上，由于研究對象——文本——的客觀穩定性與具體性，這一方面的比較似乎更能凸顯中西文化主要異同之所在。
